《世界叶氏总谱》分享之:浅论方志与家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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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谱的社会价值:首先是资料价值;其次具有教化功能;第三为寻根认祖提供第一手资料。



方志概念,最早见于战国时代的《揭官》,这是一部记载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的书籍:“诵训,掌道方志,以诏观事。”意思是说:职官诵训,负责向夭子讲述四方之志,即反映各诸侯国历史与现状的典符,如鲁的《春秋》、普的《乘》、楚的《祷杌》等。这说明春秋战国时代已有方志的雏形。

秦汉时代,方志或以记载一方疆域的地理志,或以记载一方人物的郡书,或以记载一方城池的都邑志等多种形式行世。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下令其家乡撰修《南阳风俗传》,开后世官修方志先河。

隋唐时代,结束了东汉以来的分裂局面,为巩固中央专制统治,正式开始官修志书。〈隋书.经籍志>:“隋大业(605-617)中,普诏天下诸郡,采其风俗、物产、地图,上于尚书。”尽管陏代时间不长,由于明令修志,《诸郡物产土俗记》(131卷),《区宇图记》(129卷),《诸州图经集》(100卷)等志书相继问世。到了唐代,官修志书成为经常钊度。皇帝下诏,各州府三年一造图经(后一度改为五年),报送朝廷。在皇帝揭导下,一些达官贵人,纷纷撰写志书。唐太宗第四子李泰幕修了记载全广的地理志《栝地志》(550卷),受到唐太宗称赞。曾两任宰相的李吉#撰修了当时体例最完善的《元和郡县图志》,为当时志书代表作。时各州县均有图经志书的诞生。



宋代初年,面对五代十国长期动乱造成州县典籍大量散失的局面,赵匡胤为加强自己统治,十分重视方志典籍的彺集与编纂,下令“命所在州县,编幕图经。”(黄鼎,干道《四明图经序》)规定”凡土地所产,风俗所尚,具古今兴废之因,州县之籍,逢闰岁造图以进”。北宋大覌元年(公元1107年),朝廷还设置了九域图志局,系中央修志机构,成为官方设局修志之开始。修志体例日趁完善,到南宋基本定型,包括舆图、疆域、山川、名胜、建置、斌税、物产、风俗、人物、方技、金石、艺文、突异等,计北宋修志143种,南宋修志262种,数量大大超过以前。

明代,朱无璋为光耀统一业绩,率先倡导籑修方志。洪武三年(公元1370年)下令将天下州郡地理形势类编为书,成全国地理总书《大明志书》,二十五年中,三次下诏编志。永乐十六年(公元1418年),明成祖下令“天下郓、县、卫'所皆修志,”并颁布《纂修志书凡例》,为迄今发现的封建王朝最早发布的修志凡例,使各省'府、州、县普遍修志,乃至一修再修。

清代为我国修志的鼎盛时期。康熙、雍正、乾隆都亲自过问方志的编基工作。康熙十一年(公元1672年)下诏各州县分辑志书,雍正下诏各地成立专门修志的志局,于是,出现了省有省志,府有府志,县有县志,甚至镇乡无不有志的扃面。据成计,现存旧方志有8500多种,清代就有5700余种之多。幸学城《和州志》、洪亮吉《泾县志》、戴震《汾州府志》等名志也在此时相继问世。在大规模修志的基础上,章学诚创立了方志学。

民国时期,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多次下令编修方志,并颁行《修志事例概要》。共计修志约200余种。

由上可知,方志确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,撰志确是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。

同方志一样,中国的家谱也源远流长。
所谓家谱,是同宗共祖的血亲集团记栽本宗族世系和事迹的历史图籍。追溯家谱的端绪,比方志还早,几乎与中囯进入文明社会相同时=中国最早的甲骨.金文中,就有一些是家族世系的记栽,这实际上是最早的家饼。周代的《世本》,学术界公认为中国家谱的开山之作。诞生在战国时代的《春秋公子血脉谱》,开我国家族史籍以“谱”为名之先河。这一切表明,中国家谱的起源可上溯到先秦时代。

汉代以后,中国家谱无论是内容的半富还是体例的完备,都较先秦有重大发展。魏普南北朝时期,门阀势力极度膨胀,选用官僚卖行九品中正制,官之升降,“不考人才行业,空辨姓氏高下。”“有司选举,必稽谱牒”。与之适应、修谱之风极为盛行、当时大大小小的地主热衷于编纂用以表明自已门第、家世的家谱,国家设谱局,置谱官,“人尚谱系之学,家藏谱系之书。”(《通志》卷十五)谱牒学应运而生>从而推动中国谱牒编修,达到兴盛时期。

唐朝初年,修谱继续为官府垄断。为了打击旧有门阀势力,抬高李氏皇族的社会地位,唐太示李世民儿,力量编纂《氏族志》,“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”,重新排定等级。《氏族制》共分9等、293个姓、1651家,唐太宗将李姓皇族列为一等,外戚列为二等,原来一些显赫的士族降为三等,旧有门阀势力受到重大打击。武则天出身寒门,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,组织力量将《氏族志》改为《姓氏录》,全书共收235个姓,2287家,将原不列《氏族志》等级的武姓列为一等,又一次打击了旧有士族势力。于是唐中期以后,士庶合流,出现了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景象。

宋代是中国家谱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。编纂方式由过去主要官府修谱发展为私家修谱。家谱功能上,也由过去主要是社会政治功能发展为“尊祖、敬宗、收族”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。封建统治者大力鼓励私修,“聚其骨肉,以系其身心”,以利于巩固封建统治。著名学者欧阳修、苏约分别编修《欧阳氏谱图》、《苏氏族谱》,总结前人修谱章法,创立较完整的修谱体例,为众多修谱者所接受,成为影响后世修谱的最基本的体例格局。

明清时代、盛行私家修谱。很多家谱仿正史、方志的体例来进行编修,使家谱的体例更加完整,内容更加丰富。这时,几乎姓姓有谱,族族有谱,家家有谱。而且家谱一修再修续修,不仅汉族修谱,各少数民族亦莫不如此,修谱几乎成了中华民族全民性的一项文化活动。

综上所述,撰志与修谱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囯社会的历史,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特有的文化现象。

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巍峨殿堂里的方志与家谱,始终放射着艳丽的光彩。它们相互辉映,互相渗透,有着许多共同的特性。

首先是连续性。方志与家谱,都是代代相传,连续不断。方志一般是由地方长官主持撰写的。一代又一代的地方行政长官,为了加强统治,积极撰写方志。后任长官往往按照前任的志书体例,继续编修下去,使志书呈现连续性的特点。

清代雍正皇帝,不仅下令各地设立志局专事修志,而且下令各省、府、州、县志六十年纂修一次。即使到了民囯时代,南京政府也曾作了省志三十年一修,县志十五年一修的规定。如安徽省是乾隆二十五年(公元1760年)正式从江南省分置的,先后修过五次通志,第一次是道光元年(公元1821年)朱云锦辑《院省志略》,第二次是道光十年(公元1831年)陶澍等修《安徽通志》,第三次是光绪四年(公元1878元)沈葆桢修《重修安徽通志》,第四次是光绪二十四年(公元1898年)李应廷修《皖志便览》,第五次为民国二十三年(公元1934年)的《安徽通志稿》,平均三十年一修,内容均有连续性。

家谱一般是由族长主持修订的,后任族长往往根据前修家谱的体例、内容,进行续修,在世系列表、家族迁徙、人口兴替等方面更显示了代代相传的特性。如反映盛宣怀家族历史的《龙溪盛氏宗谱》先后修过七次:一修乾隆二十八年(公元1763元)由九世孙盛时贤主修,二修嘉庆庆八年(公元1803年)由十一世孙盛洪仁总修,三修道光十三年(公元1833年)由十二世孙盛隆总修,四修咸丰四年(公元1854年)由十二世孙盛隆总修,五修同治十二年(公元1873元)由十三世孙盛康总修,六修光绪十九年(公元1893年)由十三世孙盛康总修,七修民国三十二年(公元1943年)由十五世孙盛文颐总修,平均三十年一修。盛氏家谱不仅内容上连续,而且在体例上“仍以先人之心为心,不敢增损编次,一如旧例”。二是时代性。这可以说是由连续性延伸出来的特性。方志、家谱续修时,记述的内容一般以上届修志修谱的下限开始,按照体例,补充、增加各种现状资料,实际上就是当代人记述当代事,内容上有鲜明的时代特征◊这也是方志、家谱与地方史不同的地方。地方史记述范围尽管也是以某一地区为主,但其记述以过去为主,而方志、家谱记述则以现状为主;地方史运用的主要是史料,而方志、家谱记述的内容主要依靠实地采访、调查,依靠各部门或各家族成员提供素材,然后进行整理编辑而成。

三是资料性。方志记述的是一个地区的第一手材料,家谱记载的是一个家族的第一手材料,其中很多资料是史书所没有记载的。因此方志、家谱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。特别是方志,涵盖了一个区域方方面面的各种内容,既有人文资料,又有自然资料,如康熙二十九年(1690)颁布《河南巡抚通伤修志牌照》,其中所列搜集资料范围的纲目非常广泛:总图、沿革、天文、四至、建置、河防、乡村、集镇、公署、桥梁、仓库、社学、街巷、坊第、山川、古迹、风俗、土产、陵墓、寺观、赋税、职官、人物、流寓、孝义、烈女、隐逸、方技、艺文、灾祥、杂志等,几乎无所不包,其中很多是不见史书的重要资料。即如家谱所载,正如梁启超在《中囯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所指出:“欲考族制组织法,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、平均寿数,欲考父母两系遗传,欲考男女产生两性比例,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之比较等等无数问题,除于族谱、家谱外,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。”显然,家谱在这些方面的资料价值是其他史书所不能替代的。当然,由于方志、家谱撰修者受历史认识的水平所限,所载资料往往夹杂着很多错误记载,使用时必须逐条分析、考核,不能照抄照搬,避免以讹传讹。

四是服务性。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方志与家谱,属于文化范畴,它在一定的经济政治基础上产生,又反过来为一定的经济政治服务。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方志的纂修。古人云“治天下以史为鉴,治地方以志为鉴”。旧方志在当时的功用,可归纳为:一、巨细无遗,以为国史要删;二、明察兴亡’以立施政大纲;三、备载万物,以筹国计民生;四、登列丁亩,以定一方赋税;五、博采风情,以利因地制宜;六、彰善痒恶,以裨社会风教。方志“存史”、“资治”、“教化”的功能是十分明显的。同样,历代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家谱的撰写。家谱记载人物事迹中,特别宣杨所谓“恩荣”、“忠孝”、“烈女”、“贞女”之类内容,以树立封建道德的风尚和偶像,有效地起到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。

方志与家谱,不仅有着许多共同的特性,而且在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中,在内容、体例方面,互相渗透、亘相补充、互相影响,共同发展,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殿堂中的两朵奇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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